梁鹤年 ▏“国家友谊奖”获得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高级顾问和专家组成员城市规划师有两种，反映两套规划教育一种来自建筑学，一种来自社会科学，彼此相轻我的本科是建筑，工作了好几年才念规划，然后教规划，对两套规划都有点认识，想说几句。

37年前写了一篇文章① ，虽然谈的是西方，特别是北美经验，但中国的规划教育走的是人家的老路，这40年来未看出有大的突破在西方，1950年代之前，城市规划在大学只是建筑学的一个分支，甚至只是建筑学里的一门课。

二战结束后，人口激增，城市扩张，城市规划专业供不应求同时，建筑出身的规划工作者也开始认识到规划设计要考虑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遂开始关注社会科学在北美，社会科学没有“专业” 地位（专业执业是需要专业学会或协会审核和发执照的），收入比专业人士低得多。

他们发现城市规划是转成“专业” 的一条好路这为规划输入了新血液，也带来新问题由于从事社会科学的一般没有受过设计的训练，而他们的分析也少有物理上（空间与时间层面）的考虑，在思路与方法上跟从事建筑与工程设计出身的规划师有很大的差别和分岐。

开始时，规划仍是以设计为中心，只是多了社会层面的考虑，主要是为城市功能的空间部署作社会性的分析、演绎、评价和建议那时，规划设计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多是来自美学和哲学，转用到规划往往显得笼统、片面和个人化相对而言，以实证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就显得较系统和有说服力了。

再者，任何的规划设计都要面对时空、人力、物力、科技，以及其他的实质限制，所以凡设计都一定要作取舍但以分析和辩论为主的社会科学就没有这些约束，可以把任何的城市现象和规划方案作理论性的讨论和提出针对性的批判，矢矢中的，大大提升了社会科学的威信。

可惜的是，笔下虽有千言，但拿不出可用之策（因为“策”是要设计的）结果是，能够融会贯通社会科学的设计者固然少，能够掌握设计窍门的社会科学者更是少之又少（这也是我对Kevin Lynch特别尊敬的原因）后果是规划理论与实际工作开始分家。

实际工作者把社会科学全看作理论性的东西——谈谈可以，用不上与此同时，规划实践越走越官僚化、公式化不求进取，但求苟安的规划是经不起考验的一旦城市受到较大的冲击，例如人口衰老、经济转型、社会改变，规划就拿不出有说服力和可操作的应变方案。

规划专业的地位怎能不下降？没事时，有没有规划都无所谓；有事时规划却帮不了忙不少规划师选择“投降”，说“一切都是政治”（意思是说有权者决定），又或者“领导说了算”这其实是侮辱了所有行使权力者（每个社会都必须有人行使权力） ，指有权者都不懂和不想有好的规划（其实，规划师也属有权之人，只不过他不能接受或忍受有人比他更有权而已）。

不少规划工作者说要“向权力说真理” 豪语也！意味有权力者不懂真理，或不愿听真理一位中规院的领导曾经说过这句至理名言：“你先要弄清楚你说的确是真理！”现代人很多都没有“资格” 去回应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西化教育使他们堕入了西方人自设的陷阱：凡事相对，没有真理（特别反映19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思维） 。

若如此，你凭甚么“向权力说真理” ？我在这文章系列的第一篇第一句就是，“如果规划没有好与不好之别，干规划有啥意思？” 如果你“相信”规划是有好与不好，那你必须“相信”真理是存在的“相信” 真理存在才有可能“找到”真理。

我想重申规划工作者应有的信仰：相信有明天，因此是有希望的；相信明天可以更好，因此是乐观的；相信更好的明天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到达，因此是至诚的；而这些努力包括干规划，好好干“好的规划”注释：① 参见：梁鹤年. 我对中国引进城市规划教育模式的一些意见[J]. 城市规划，1986(1)：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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